陈祠修竣于2011年12月，依照文物保护“修旧如旧”的原则，历经一年重新落成。新落成的陈庆镛故居承袭以前的两进三开间建筑格局，主膺长22米，宽11.42米；西护厝长22.3米，宽7.5米，建筑面积为418平方米。

主厝门前石埕由5块组成，每块由16块长方条石横向铺砌而成，其宽18.42米，深5.1米，面积94平方米。

另有后落一进，与主厝中间隔着一片石埕，石埕由三小块组成，每块石板由12块长条石横向铺砌而成， 每块间于条石竖向铺砌分隔，面积61平方米。

后落大厝一进，现已基本破落，仅存隔墙框架，后落大厝长15.95米，宽11.42米，建筑面积为182平方米。

陈庆镛在后落西侧另辟一处作为书房，至今依然保护完好，其建筑长13.6米，宽5.6米，面积76平方米；

陈庆镛故居的占地总面积832平方米。新修的主厝不再砌隔墙，由10根圆形石柱按以前平面布置对称排列，天井四根方形石柱。大厝所选用的石料均来自南安石砻，即“砻石”，其色泽白哲，石质坚硬滑亮。据陈庆镛五世孙陈英义老先生介绍，陈庆镛旧大厝建造时所选杉木都来自武夷山，俗称“福杉”，但新修葺时选用的是永春杉。

进人主厝石埕，大门上挂着一块书有“黄门”字样的门匾，落款为“道光年间立，辛卯荔月重脩”，大门石框刻有一幅联:“六经宗孔郑，百行学程朱”，横批是“颂南风韵”，在大门的背后挂有一块木质匾:“工部给事中”，主厝大堂各类匾不少，像“文魁”匾、“进士翰林”匾等。

东护厝的门楣上镌刻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和“咸丰丙辰颂南题”几个小字。陈庆镛字乾翔，号颂南，他的字迹，笔画饱满有力，洒脱老到。“实事求是”是当代国人力行的准则，没想到一百多年前陈庆镛就竭力倡导了。铁笔御史陈庆镛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降生于塔后村，登进士第后一直在宦海博浪，“实事求是”是他一生付诸实践的不二法宝。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初四日，这是陈庆镛出仕的第四个年头，他“雏凤”初鸣，与黄爵滋等42位品秩不高的南方籍同僚，额头装着天下，在京城陶然亭举行“春楔”。这场祭礼有别于以往，增加了政治色彩——向朝廷建言禁烟抗英和改革吏治。这个举动，为死寂的宦海掀起惊天波涛。

荣任监察御史后，陈庆镛表现更加刚勇。监察御史官位不高，唐代为正八品下，宋为从八品，明代为七品，即使清乾隆时耀升为从五品，官衔也不过相当地方知府。因其职责是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享有直接向皇帝弹劝劣官的权利，权限广，也容易得罪人。

道光朝以降，清朝的国运开始走下坡路。爱新觉罗·旻宁没有足够的勇气全纳良谏，只知粉饰太平，一时朝纲失举，将官贪腐成风。颂南先生是个明白人，官场规则他清楚，想在官场顺风顺水，必须学会从善如流，学会投主子所好。然而，为了社稷安危，他置个人得失于不顾，勇敢捍卫道德忠于职守，还是顶着风险接连上疏——《认真训练水师策》、《武营积弊疏》、《海疆防堵疏》、《请查冒军需疏》、《整伤戎行疏》。结局可想而知，奏疏大都石沉大海，枉费一代贤臣忧国忧民的苦心。

鸦片战争中，抗御外侮的壮士的热血染红了疆土。陈庆镛的视线关注着前线，诗心像长江奔涌，热情讴歌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明三总兵和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的壮举，悲愤再现浙东三镇和吴淞激战的场景。他用心刻画的视死如归的英雄群像，获得国人的敬重和怀念。

这场战争，以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而告终。朝廷找了一些替罪羊，真正的卖国贼琦善、奕山、奕经、牛鉴、文蔚等皇族贵胄停职不久又复职，抗英名臣林则徐却被流放新疆。为了伸张正义，为了给死难英烈有个交代，陈庆镛明知道路坎坷，果敢伏案疾书，上奏轰动朝野的《申明刑赏疏》，直斥琦善、奕山、奕经等人的卖国行径，明指即便奕山、奕经是乾隆皇帝的曾孙、道光皇帝的侄儿，“亦当圈禁终身，销除册档，无为天演宗室羞”、此疏直捣道光的软肋，他慑于公理舆论，只好收回成命，再令琦善、奕经、奕山、文蔚等人均著革职闭门思过，以昭赏罚……陈庆镛喜出望外，以为遇上明君。中国古代有一个怪象，替家天下的主子办事不容易，办成了还得谢圣恩。

《申明刑赏疏》虽然被朱批准奏，但道光皇帝深感方方面面的压力，并不是发自内心的乐意。1845年，出于安抚皇族，江南道监察御史陈庆镛被贬为光禄寺署正。陈庆镛心未灰，却累，他决意告假南归。在家乡的日子里，清风明月伴他苦读群书，累了，眺望青峦与绿野，并写下了一篇篇札记。

五年后，道光皇帝驾鹤西归，初登龙位的咸丰为了展示纳谏姿态，同意大学士朱琦和获赦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举荐，陈庆镛得以复任言谏监察，补江西道监察御史，后来，又调陕西道主事。宦海沉浮消磨不了陈庆镛的斗志，他倾臆尽言地上了数十道奏章，希冀朝廷兴利革弊，重振大清雄风。

出生场所一定是故居，故居未必是出生场所，眼前的黄门，建成时陈庆镛正在担任京官。黄门的一副对联引人注目:“六经宗孔郑，百行学程朱。”程朱好理解，指的是程颐、朱熹；孔郑我以为是孔孟之误，临了，才知道孔为孔安国，郑为郑玄。陈庆镛崇高孔郑的汉学和程朱的宋学，故居的对联正是他的座右铭。陈御史做官认真，治学也严谨。他以汉儒精神治学，举凡儒家经典和有益匡国济民的学问，都有精深的造诣；他以宋儒的道德规范为行为准则，从而经世致用。

博览强识的陈庆镛著述颇丰，《籀经堂集》和补编刊行于世，《齐齐侯罍铭通释》、《三家诗考》、《说文辞》、《古籀考》虽没有正式出版，但也有一定的影响。他执著探索，学问的大树上结出一颗颗硕果。

咸丰八年(1858年),64岁的陈庆镛病逝于塔后村家中，赐葬于家乡福安宫口，赠光禄寺卿，进祀乡贤祠。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迁葬村后，墓呈“风”字形，墓前的墓碑、石案、石狮、文笔，以及刻有官职的11副石旗夹保存完好。能够长眠于故乡的土地，应是这位一生得罪无数贪官，与朱琦、苏廷魁并称“谏垣三直”的监察御史最好的归宿。

黄门厅堂里的拓印件“抗直敢言”是清光绪御史江春霖对陈庆镛的赞语，原迹刻在泉州清源山碧霄岩摩崖上。江春霖是莆田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考取御史第一。他敬崇陈庆镛的为人，同样以敢于直言惊慑劣官、名动当世。历史证明，每个朝代都在倡建廉洁政治，国运昌盛时，必有一大批崇尚以民为本、清正廉明的官吏维护国家机器运转。而在国运衰弱的朝代，也会有诸如陈庆镛、江春霖一样的贤臣像扑火的飞蛾一样挺身而出。他们的忧患意识万古不朽。重修后的黄门，依然可以窥见当年一代清官筑厝的真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