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泉州出了一位传奇式人物杨山光，他曾考入当时的学府——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后又出洋留学，在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法律。他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出任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又因“国是日非”“且拙于逢迎，乃从事教育”，为福州、厦门和家乡泉州的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出身名门，勤奋苦学求立身

杨山光（1884—1947），名岳，字仲觐，出生于泉州北郊印塘里石塘村 ( 今属北峰街道群石社区 )。

印塘杨家是颇有名望的家族。据《印塘懿亭公家谱》记载，有族人杨良昌，又名洛愿，字有洛，号芳田，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 中武举，例封武略骑尉。其弟杨必昌（1804—1852），又名洛种，字嘉洛，号蓝田，天性岐嶷，状貌魁伟，长而习武；道光十二年

（1832）中武举；道光十五年（1835）拣选二等，例封武略骑尉。杨必昌为人敦孝友，约乡邻，严整肃，黜浮华，又以尊祖敬宗为念。清史上赫赫有名的监察御史陈庆镛十分赞赏他，称其出身虽以武， 而知识谈论有诗书气，其韬略之精良，诚为吾邑所宗。杨必昌在乡里教授门徒，其门下弟子登乡荐者有四科九人，武解元蔡逢源亦列其门墙；列黉宫者五科20 人，得榜首有三。

出生于这样的家族背景，加上杨山光自小便勤奋学习，13 岁跟随父亲应府县童子试，因为博学强记，考试中以默写经书入学而为秀才。父亲去世后，家庭压力陡然加重，为了减轻负担，杨山光主动挑起重担，一面在富商家里担任家庭教师，一面利用业余时间努力修习知识。不久，他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京师大学堂。毕业后，为了求得进步和先进的科学知识，杨山光又考入日本明治大学专攻法律，为其日后的教育理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开启了他接触进步文化的第一步。

在日求学期间，杨山光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爱国进步人士， 加入了兴中会，后转入同盟会。宣统年间（1909—1911），他回国到福州应考，被录取为选士。

投身革命，义无反顾为家乡

1911 年，武昌率先爆发起义的热潮。为了壮大革命的声势， 杨山光在厦门四处联络海内外的革命志士，与当地的同盟会同志紧锣密鼓地策划革命运动的秘密事项。

泉州的革命志士们也在暗地酝酿。随着泉州的革命党人在西隅学堂成立中国同盟会泉州分会，泉州革命党的武装队伍有了统一的指挥。武昌起义前夕，在海外参加同盟会的泉州籍华侨如蒋以麟等人为了家乡的光复，或由同盟会派遣，或自告奋勇，纷纷回泉州从事革命活动。而在厦门从事革命活动的杨山光也不能例外，为了配合泉州的革命运动，杨山光和同安庄育才带领灌口义勇队数十人，携带枪支弹药秘密潜入泉州，与另外一些革命党人， 如许卓然、叶青眼、傅维彬、陈篯等人团结到一起，在家乡开展工作。泉州光复后，杨山光率领义勇队配合本地政府协助治安，还拟改成北伐部队。杨山光倡议组织泉州参议会，处理善后大计。

泉州光复后，因为时局依旧没有明朗，反动言论甚嚣尘上， 各方势力争夺利益，社会治安非常混乱。此时，在维持治安的保安会成立后，清政府在泉的文武官员虽明知大势已去无可挽回， 却仍然徘徊观望、左右权衡，疑虑革命党人是否会对他们有所不利， 因而表面虚与委蛇，其中尤以剪辫一事而争执得非常厉害。当时， 杨山光随灌口义勇队驻扎在考棚内，革命同志通过保安会因为向湘军绿营驻泉统带唐万胜和晋江知县黄逢年等人，要求剪辫而又起争执时，杨山光为了避免革命党内部因为纷争导致分裂而从中斡旋排解，并挺身为唐、黄二人立下保证，答应让他俩三日内履行剪辫的条件，并当场表示如果他们爽约，愿以自己的首级为赔偿。

在这种时候，杨山光的承诺似乎有些草率。但是，为了平息纷争并多争取些时间，他也是豁出去了。就在为唐、黄立下保证的第三日后，杨山光正在保安会会议室与陈仲瑾、蒋报料等人议事之时，忽然涌进许多革命党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向杨山光索取首级。为了事端不致继续扩大，杨山光耐心地和他们解释，一再极力辩解，但对方人多嘴杂，都听不进他的解释。当时的形势非常危急，陈仲瑾以及许多同志极力劝阻，因此众人对杨山光的逼迫才暂告和缓。杨山光见这些所谓的“同志”如此不顾全大局， 自觉与他们难以相处，便一气离席拂袖而去。

独善其身，创办教育醒民众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杨山光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但是， 一段时日后，看到各路军阀盗窃革命果实的种种行为，杨山光心灰意冷，不愿同流合污，便乔装南下。

1917 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在广州召开临时国会， 但到会议员未足法定人数。杨山光坚持依法以护法，不宜违法而行事，终以非常会议形式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和《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决定，建立军政府，推选孙中山为大元帅， 统率军队北伐。北伐胜利后，1922年8月1日，第一届国会复会，杨山光出席；10月11日于北京举行第三期常会（时福建共有国会议员 24 名）。

然而，这个时期的民国政府依旧是军阀当道，各级掌权的官员只知刮取民脂民膏。看到这种状况，自觉无力回天的杨山光只能自求独善其身，“鉴国是日非，且拙于逢迎，乃从事教育”， 希望通过教育来唤醒民众。为此，杨山光返回厦门，先在福建省立第十三中学任教，继而受聘福州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以后又在厦门设事务所，组织律师公会，接受各行业聘任顾问，开展法律咨询工作，不包揽词讼或出庭办案。又筹办大同中学，被推为校董会主席，兼任教学工作。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杨山光在厦门开展抗敌后援活动。1938 年，杨山光返回泉州，应昭昧国学专修学校聘请，开讲历史地理和文字学训诂课程。杨山光学问渊博，如《说文解字》《尔雅》， 背诵如流，提要钩玄，深入浅出，逐字训解，使同学不觉甚难。

抗战初期，昭昧国学改为完全中学，杨山光出任校长。数年后停办，杨山光转到晦鸣中学和培英女子中学任教。1941 年，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对沿海各地进行更加疯狂的侵扰轰炸， 泉州的所有学校全部迁往内地山区，杨山光随校来到安溪县和南安县，先后在集美高中、海疆专科学校任教。在这段时期里，重庆国民政府多次来函邀请，要杨山光到考试院任职，但历经时事沧桑的杨山光全都毅然拒绝，丝毫不给重庆国民政府一点面子。

这便是一位老师、一位教育家的铮铮铁骨。

清白传家，印塘杨家树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