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雷老师走了五年。

老师走在 2015年元旦，从此，在这辞旧迎新互送祝福的日子里，我总是格外想念老师，总是要默默流泪。五年来，我不止一次想再写写老师，却一直无法动笔。

我写《哭吕雷》时是冷静的，没有流泪，而现在，却是边流泪边敲下这些文字。

说起来真的是惭愧，和老师相识多年，老师对我恩重如山，对老师，我知之却不多。

大约知道老师的身世、经历充满传奇，老师的奶奶在日军占领香港时，是坚定的抗日者。香港太子道174号，老师奶奶的家，是当时抗日武装的联络点。

老师父亲一辈兄妹五人，全都参加了抗战。老师是北伐名将，新桂系四巨头之一叶琪的后人……老师从小体弱多病，一岁时，差点成了“小萝卜头”。

老师当过石油工人，橡胶场割胶工。老师乒乓球在中国作家里数一数二。在那个特殊年代，老师曾被保送中国人民大学，因写小说，被说成“小秦牧”，失去了保送资格。

老师两次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老师的心脏装了起搏器。

……

这许多的传奇，我未曾向老师求证过。和老师在一起，所谈者都是我。

我的创作，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出路。

老师和我非亲非故，所爱者，无非我有点小的“才华”，而老师觉得这个很珍贵。

自与老师相识，老师就一直在为我找出路。2006 年，刚认识老师不久，老师就对我说∶“你要读个学历.将来好考作协的公务员。”我任性地说：“我这辈子是不会去修学历的，有这工夫，不如多读点有用的书。”老师笑着说也好。

2007 年，老师安排我读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高研班。我要写稿挣钱养活自己，借口家里有事，推托了。

2008 年初，老师又推荐我读鲁迅文学院第八届高研班，并安排广东省作协报销我的往返机票。

2008年6月，老师退休，我还在鲁迅文学院学习。

退休那天，老师打电话给我，显得很疲惫。老师说十月我今天退休了。我说退休了好，退休了您就不用这么累了。老师说十月真的对不起你，我一直想在退休前把你调入省作协的，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和红球有共识的，你从鲁院一回来，马上去见红球，不要太清高。

2008年7月，我结束鲁院学业，回广州后，进《作品》杂志当特约编辑。吕雷老师问我去找红球没有，我说还没。第二天，廖红球先生找我谈话，说在想办法调我入作协，因我是三无人员，政策上阻力不小。

2009年，铁凝老师来广东，吕雷老师和廖红球先生一起找铁凝，请她出面帮忙，解决我和郑小琼两人以特殊人才调入广东省作协的问题。

2009年8月，我女儿小学毕业，在广州读初中成了大问题。我并未去请吕雷老师帮助，吕雷老师却记着此事，问我女儿入学的事。我告知实情，吕雷老师就四处为我女儿入学想办法。眼看要过报名截止时间。吕雷老师打电话给我，让我看当天的《南方日报》，说有特殊人才子女在广州入学的政策。我找到那张报纸，果然有。于是准备相关资料，到越秀区教育局，在最后关头，顺利办妥了女儿入学手续。吕雷老师知道我女儿喜欢美术，又问高中想不想读广美附中，如果想读，他可帮忙找老师。

……

我是幸运的，在写作刚刚起步时，遇到了吕雷老师的赏识和不遗余力的帮助。现在，广东许多年轻写作者比我有才华，和我一样生活艰难，只是，他们命中没有吕雷老师。

我手机里保留着吕雷和我、楚桥三人一起的照片，是老师去世前不久的合照。我时常会看着这照片，觉得一切是那样的不真实，觉得老师并未走。

省作协九楼，老师曾经坐过的办公室里，人换了一任又一任。每次我到老师曾经的办公室门前，总会有这样的奢望，奢望老师还没有走。他还在那里，见到无名作者来访，热情地站起来为作者倒茶，问他们的创作和生活情况。

每次走进那间办公室，我就清醒了。老师是真的走了。不仅老师走了，是一代人走了。老师这一代人，这一代对文学真挚，对人充满爱意，真心扶持文学后进的一代人。或走了。或退休了。一代人凋零了。

老师曾经想恢复的欧阳山、秦牧时文人不论官位，只以文友相交的传统，如今已成传说。连知道传说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只有一些作协的老人，偶尔在会议期间会发发感慨。只有我这样的少数几个人，会在更公开的场合，提出要见贤思齐，要恢复老一辈的传统，要从心底尊重作家，尊重文学。

要眼睛朝下看，朝民间看，朝苍生看，而不要只是盯着庙堂。得到的响应总是少的，我渐渐也不想说了。心底里，只留下老师和老师们那一代人寂寥的背影。

我生何其幸，能遇到这样一个温暖的人，能在心底里念叨这样一个温暖的名字：吕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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